让纠纷化解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感受的“内心法”

　　促公正提效率 各级法院做实诉源治理

　　让纠纷化解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感受的“内心法”

　　□ 本报记者 张晨

　　公正与效率如何统一？面对“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时代命题，诉源治理是人民法院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各级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强化诉源治理，让纠纷化解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感受的“内心法”，诉前调解数量、质量双提升。

　　汇聚多方合力实现解纷需求

　　“幸亏有法官和工会调解员，31起纠纷一次性调解成功，我们公司可以正常经营了……”

　　因不满公司人事变动、擅自解除劳动关系，湖北省武汉市某材料公司31名员工共同申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到法院起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胡浩收到案件后，第一时间联系“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与工会调解员共同着手对该批案件进行调解，高效化解纠纷。

　　“法院+司法局”“法院+工会”“法院+金融监督管理局”……多地法院运用“1+N”模式，汇聚多方合力落实“抓前端、治未病”理念，降低纠纷化解门槛。

　　如何把诉调对接的“调”更向前延伸？

　　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深入推进，10.4万家基层治理单位与人民法庭在线对接，就地解决纠纷119万件。全国法院通过12368诉讼服务热线解决群众诉求1894.9万件，同比增长81.81%。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各地法院以人民群众的解纷需求为导向，汇聚多方合力，推进多元解纷“朋友圈”持续扩容升级。

　　今年以来，山东青岛法院58处人民法庭对接664家基层治理单位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委派基层治理单位化解纠纷7009件；诉前调解完结案件11.88万件，诉前调解成功7.54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1.86%、33.56%，均居山东省首位，调解成功率为63.44%，其中有70%以上案件自动履行。

　　陕西法院探索建立“人民法院+行业协会”联动解纷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构建诉前委托鉴定机制，在诉前得出鉴定意见后，按照“先调解、后诉讼”的处理程序，将矛盾纠纷“层层过滤”“繁简分流”，促进案结事了，高效化解纠纷。

　　宁夏法院推行“法院+公证”模式，用好公证调解模式、赋强公证执行机制，公证机关参与调解的房地产类、建设工程类案件化解率较高，成效明显。

　　坚持关口前移凝聚法治力量

　　“江南街道某农贸市场发生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多发，存在风险……”前不久，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通过“诉源智治·龙山经验”综合应用向江南街道发出动态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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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预警，不仅能促成个案化解，还有利于及时发现群体性纠纷苗头，这是浙江法院在诉前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一个信号器。

　　浙江法院在全省大力推进共享法庭建设，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延伸人民法庭基层服务范围，把指导调解、化解纠纷、线上诉讼等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省建成共享法庭2.7万个，指导调解56万次，化解纠纷42.7万件，就地化解率为76.3%。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在上田村试点建设首个“共享法庭”，把诉讼服务、多元解纷、普法宣传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衢州法院全面推进“共享法庭”融治理，坚持“建、管、用、融、宣”齐驱并进，以“共享法庭”为支撑，融合政协“民生议事堂”等六大法治元素，推动形成基层治理共同体。

　　——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公安局设立警务“共享法庭”，推动司法资源端口前移，打造县域治理“法院110”；义乌市人民法院在全市8个商贸市场特设9家“共享法庭”，实现纠纷不出市场……通过在村镇街道层面整合各类治理力量，诉源治理的“末梢神经”被充分激活。

　　国内纠纷化解关口前移，涉外纠纷也不例外。在广东，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成立国际商事争议专门解纷平台，与香港和解中心、新加坡调解中心等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建立对接机制，实现诉讼、调解、仲裁的相互独立与衔接配合，聘请49名港澳台地区及外籍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聘任21名多法域执业资格律师和8名小语种律师为涉外争议解纷专员，推动前海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首选地。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全国法院诉前调解纠纷1183.4万件，同比增长26.58%。其中，782.2万件成功调解在诉前，同比增长30.1%，诉前调解自动履行率为94.52%。

　　强化数字赋能促进社会治理

　　不久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受理一起因被告通过网购“震楼器”制造噪声“报复性扰民”而引发的邻里纠纷案，承办法官依法深入调查，通过释法说理，促成被告停止制造噪声，最终以原告撤诉结案。

　　结案后，法院向某电商平台发出司法建议，建议电商平台依法整治通过网络销售“震楼器”的行为。平台收到司法建议后，迅速采取措施，下架了全部“震楼器”相关产品。

　　同类案件多发高发，如何寻根溯源？

　　司法建议工作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针对商事审判中信用卡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占比较大且上升较快等情况，最高法近日制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信用卡监管政策维护金融安全的司法建议书》，协同有关方面促进诉源治理，有效减少了上述两类纠纷，其中信用卡纠纷一审收案同比下降1.53%，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收案同比下降21.05%。

　　记者注意到，多地法院运用司法大数据研判类案成因和发展态势，向职能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

　　青岛法院对涉诉案件类型进行行业诉源治理指标分析，通过对矛盾纠纷成因分析、同源研判，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成讼情况，发挥“数助治理”作用。

　　今年以来，陕西法院积极延伸司法职能，全面加强司法建议工作，针对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执法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趋势性问题，先后向有关部门、行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发出司法建议473份，发布《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白皮书》等，补齐管理漏洞和短板，力促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避免小纠纷变成诉讼案件，民事案件变成刑事案件。

　　天津法院与京冀法院设立三地诉调对接平台，建立国际货运代理等纠纷调解中心，就港口货物运输法律风险等问题发出司法建议。

　　2018年至2022年，浙江法院发送司法建议7368份，得到采纳落实6021件，采纳率达81.7%。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各级法院在诉前、诉中、诉后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蔚然成风，推动诉源治理走深走实。

　　《法治日报》2023年10月28日第01版 【编辑:刘星辰】